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向往社会主义？
年满78岁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显然比婴儿潮一代年纪还大。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竟成了年轻人的代言人。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在1月中旬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民主党人中，39%的34岁以下人群支持桑德斯，而65岁及以上人群中仅有7%支持他。
至少20世纪50年代以来，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塑造了美国人的生活，正是婴儿潮一代让“叛逆”成为了“年轻”的代名词。这种差异也是当今冲突的核心，它也许会改变未来几代人的政治局面：千禧一代拒绝美国的资本主义共识，接受社会主义的人数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纪录。去年，50%的38岁以下成年人在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中表示，他们“更愿意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这样的观点在许多调查中反复出现，数量之多，甚至远超激进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1974年，民意调查专家扬科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发现，在25至34岁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三认为美国“已危险地向社会主义靠拢”。
批评家常把当今的社会主义浪潮归咎于千禧一代的懒惰。有些人则比较宽容，称原因在于左翼教授主宰大学校园。而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却有不同的解释。哈佛大学教授、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格莱泽（Edward Glaeser）认为，问题更多地出在经济上，而非文化或教育上。
52岁的格莱泽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在政治上变得激进，是因为“现代美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对他们不利。”许多公共政策使得找工作、存钱和找到负担得起的房子变难了，于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会想：“为什么不试试社会主义呢？”不过这种药方只会让情况恶化。
格莱泽谴责那些限制就业市场、提高生活成本的政策，并对比了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经济会是什么表现。“在许多情况下，”他说，“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内部人士在给外来者使绊子。”业已立足的人，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有房一族、工会工人、退休人员），都拥护让移民和年轻人等“后来者”更难出头的政策。
看看房地产市场。“20世纪60年代以及那之前，”格莱泽说，“美国基本上实行财产权制度，也就是说，只要你拥有一块土地，就可以在上面建造任何合理的东西。”但从那以后，城市和乡镇开始限制房屋的建造区域，限制单元数量，并对开发商提出严格要求——这一切都导致房价上涨。“于是就出现了由于限制住房供应而导致的代际间的再分配。”
那些在政策宽松期买房的人，或者是近来买房的有钱人，都已坐享房价飙升的红利。但与此同时，“年轻人就是没有房屋财富。”截至2013年，在35至44岁的人群中，一个排名第75百分位的人与30年前同一排位的人相比，拥有的房屋净值（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还不到后者的一半。
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等高收入大都市的房价飙升得尤其严重。因此，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放弃了未来的收入，定居在盐湖城、博伊西、爱达荷州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等房价较低的地方。“人们搬到这些地方，主要是因为房子便宜，而不是这里的生产力高。”格莱泽说。大城市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根本无力居住在有高薪服务业工作的区域。“1980年以前，穷人还会搬到高薪地区，”他说，而如今，“这种地方的穷人稀稀拉拉，看不到几个。”
收入向格莱泽所说的“树大根深”人群转移，这一现象在福利项目中最为明显。“最初的医疗保险设计相对温和，”他说。年龄分布相对年轻，治疗范围也有限，因此这项计划在1966年开始实施时是可行的。“但现在这个体系基本上变成了无论采取哪种治疗方式，都基本可以报销。”该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现已超过3% 。年轻人“发现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许多这类福利”都“流向了年长的富人”。这些福利支出主要来自工资税，而工资税在低收入者的工资中占据了过高的比例。
纳税人还要为政府雇员的退休金缴纳更多资金。“在城市层面，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公共退休金计划。”格莱泽说，“这是一个可以为晚年大幅积累薪酬的系统，到时则可以长期领取大笔退休金。”1960年以来，由于政府雇用人数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公共债务不断膨胀，现在每年州和地方的退休金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每一笔付给退休公交司机或教师的钱，可能都是牺牲年轻家庭的储蓄换来的，或是牺牲小企业主对新就业岗位的投资换来的。
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是如何被阻止后来者上升的政策所淹没的？格莱泽引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1982）一书作者、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的理论，“奥尔森对经济的兴衰有这样的看法，”格莱泽说，“一个成功的、稳定的经济会催生出这样的利益集团，它们本质上阻碍变革，保护自己的利益，断绝一切创新的可能。”
奥尔森通过对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先进社会做案例研究，展示了这一趋势。例如，“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所有的地方行会都合谋减少贸易。再譬如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还未上台时的英国，整个国家难以管制，工会的运作让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出改变。”
美国不是这样的——格莱泽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读奥尔森的书时，我的想法是，‘嗯，这很有趣，不过听起来不像美国。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社会。’”但格莱泽后来的研究改变了他的想法：“30年后，当我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时，奥尔森就显得很有远见了。”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人口也日渐老龄化，选民们开始逐渐支持有利于相对富裕群体但同时损害整体增长的政策。
年轻人没钱也没经历，总比年长者更喜欢公开的再分配。但对于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来说，“社会主义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它与我们反对的邪恶帝国联系在一起。”苏联的贫穷和残暴也证明了这个制度并不可行。“对于那些没有冷战记忆的人来说，”格莱泽说，“这种污名是不存在的。”现在所有30岁以下的人都在这一人群之列。
然而，格莱泽引用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愿景用“过度再分配”一词描述也许更为恰当。他们不寻求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是希望通过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款来为免费上大学这类项目提供资金。“他们会说，‘嗯，现在有一大堆项目——有大量政府支出帮助老年人。我也想要。如果我们要在医疗保险上花很多钱，为什么不为我在教育上多花点钱呢？’”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再分配会将资金从生产性经济中抽走，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财富将减少。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并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贪婪。格莱泽反驳道：“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贪婪是一种罪恶。但贪婪也是现代社会运转的主要动力。而良好的制度能让贪婪产生效益。”
举个例子：“得克萨斯州的建筑商们（当地的房价比沿海地区便宜）并不是出于好心才建造人们负担得起的房子。”“而是当地的监管体系使得他们能轻松为普通美国人大规模建造良好的住房。”
为了给后来者机会，格莱泽想要削弱“树大根深”团体的影响力，同时恢复对“包容性强的、能为更多人提供机会的资本主义”的激励。他承认，这与其说是一个计划，不如说是一个愿望。“整体看美国，我们很难想象会遭受到足以促使社会做出改变的打击。”他说，“但城市崩溃是有可能的。”他回忆起自己的家乡纽约也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崩溃时才实施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
不将全国性危机考虑在内的话，“各州和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将带来最大希望。”他支持“新法规的自动日落条款。我还认为，如果更多的州出台规定，要求制定法规之前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会是很有价值的。”
这将有助于为成长中的企业开辟空间，这些企业往往受到过度监管的阻碍。以优步（Uber）和Lyft开创的共乘行业为例，格莱泽称“这是极少数有科技独角兽公司雇用较低技能美国人的领域。当然，这些公司无法为这些普通员工支付高薪，”他说，“重点是他们能有这样一个地方，人们愿意拿着这样的工资工作，顾客也愿意购买。”
尽管如此，各州和各城市还是制定了限制兼职工作的法规。这些共享出行巨头和“零工经济”的其他参与者正在挑战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加州议会第5号法案。这项法规虽然会使全职雇员受益，却可能会导致兼职行业损失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
格莱泽还建议让现行规则更容易遵守。他说，在有的地方，“想在市中心开一家销售奶制品的杂货店，你得拿到15张许可证。如果有专人能帮助他们通过审批程序，那就太好了。”
他希望国会向各州施加压力：“不妨讨论一下，将允许高需求地区的建设作为获得州交通资金的前提条件。”
虽然他不同意讽刺千禧一代懒惰的说法，但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人们恢复信念，相信工作本身有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赚钱以供消费的手段。“一个中等收入的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这就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他说。年轻的咖啡师、学生、销售员和司机逐渐失去自己能够供养家人的信心，“我们需要不断强调，这些品质实际上是英雄品质。”
不过，格莱泽坚持认为，如果政策改革能使工作更有成效，这种观点将更有可能被理解。如果能实行一个计划，创造出充足的就业机会，提供足够廉价的住房，并通过削减福利来促成减税，那么可能就是朝着取代桑德斯年轻支持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
参考资料
Boomer Socialism Led to Bernie Sanders
https://www.wsj.com/articles/boomer-socialism-led-to-bernie-sanders-11579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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